中国式自杀:《浮生取义》的读书笔记

背景音乐:【中国孩奴的心声】郑钱花 by 川子

 

题记:吴飞教授对中国自杀问题的基本判断——是一个现代问题,而不是一个传统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社会,或者中国农村社会过于传统,或者是过于封建,而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恰恰是像阎先生说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人们追求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怎么样有一种健康的自由,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像我在自杀研究里面所看到的多是在家庭里面(因为自杀大部分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夫妻吵架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很多因为琐事自杀的,并不是因为一种权力结构,并不是因为男女之间的权力压迫,而恰恰是因为人们的独立意识是过强了,所以他会因为非常小的事情就导致自杀。
  我举例说一下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其实是关系非常好,甚至于可以说非常亲密,这个男的对女的过于宠爱了,过于娇纵,导致这个女的自杀的原因是他们家有一个录音机,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机,有一天有小偷进来偷了,偷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房子里,她没看住,他都不知道小偷进来了,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她的错。丈夫回来之后发现录音机没了,在这个女的眼皮底下丢的,他就说了几句,说得比较严厉,当然跟平时的态度不一样,他的妻子因为这件事,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平时对我这么好,但是在这件事情对我这么严厉,她喝了农药就自杀了,而且没有救过来,这样的事情很多。
  还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小孩打游戏,不好好上学,他老去打游戏,他的母亲非常着急,她总说,他也不听,有一次她把他从游戏厅里拉回来,觉得没有办法,母亲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可以说大部分是这样的事情。每讲出一件事情都觉得非常小,媒体都不会报这样的事情,甚至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如果这样的事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本书有如下几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

  委屈、冤枉、家庭政治、公共领域、“过日子”、道德积累、权力游戏、人格、病态、干预、幸福
  
  有如下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
  
  1、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对于个体生存的意义而言,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和亲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后者是和陌生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前者是“怨”,后者是“恨”。因此,在家庭政治的权利游戏中,自杀是一种申明、暴露、证明自己道德积累的“积极”行为;在公共政治的权利争夺中,自杀是理亏、示弱、妥协的“消极”行为。当然,在公共政治中也不乏舍身取义大义凌然的,为了“人格”“自尊”而自杀的“积极”行为。
  
  2、人们对待由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导致的自杀,态度有所不同。
  
  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往往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其家人,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谴责(也包括自责)。由公共政治导致的自杀,自杀者如果身居高位,被人们视为畏罪自杀的可能性居多(例如某个官员);自杀者如果势力弱小、没有明显的罪名(比如书中开篇的好朋和结尾的高岩两例),人们倾向于怀疑公共机构的不公正导致个体的妥协和轻生。前面的死是“委屈”,后面的就是“冤枉”了。
  
  3、自杀者的家人对自杀原因的重构。
  
  为了免受谴责和压力,自杀者的家人倾向于①将死者的死因归于公共政治下的“不公正”(例如好朋的父母),当众“闹事”,以卸除、摆脱死者在家庭政治中积累的道德资本。②为死者的自杀行为寻找一个神秘主义的解释,通过话语将家庭权利游戏转化为人鬼之间的契约。或将自杀归为个人疾病(或家族遗传病)导致的必然行为,用死者的生理现象卸除、摆脱死者积累的道德资本。此种情况下,自杀就和飞来横祸没有了区别,命该如此。
  
  4、家庭政治和权力之争的吊诡
  
  在吴飞看来,家庭政治是一种“权力游戏”,但是却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因此这场“权利游戏”的全面胜利与“幸福”背道而驰,这就是家庭权利争夺中的吊诡之处。孝子来福为了父母婚姻不合自杀,在和父亲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却切断了家庭中一切幸福的可能。素荣将“道德”变成了工具,虽然在全力争夺中步步为营,她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完全和幸福无缘。因此,没有亲密关系这个情感基础,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只能让斗争的人两败俱伤。
  
  5、有关离婚
  
  离婚是结束家庭内部权力游戏的最好办法,也是对家庭关系的彻底否定。但是,悖谬的是,深陷“道德积累”和“权利平衡”的夫妻,恰恰不会选择离婚。离婚不仅让纠结于道德积累的两个人功亏一篑,还意味着两个人需要在一个新的家庭,重新开始道德积累。对于那些将“道德”当做工具,毫无亲密关系可言的夫妻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艰难。
  
  6、抑郁症、人格、自尊与自杀
  
  “我们不能仅仅在病床上埋葬那些自杀者的灵魂,而要在通向正义与幸福的道路上去祭奠他们,才能帮助人们同时看清楚这条道路上的陷阱与希望。”(P55)
  “若是为了防止自杀就把人们对人格价值的追求也当成病态的表现,那势必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P273)
  
  依据吴飞的观点,抑郁症不能说不是导致自杀的一个原因,但是研究者若把抑郁症当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用最草率的方法,掩埋了为苦难者寻求出路的可能。这是不是现代心理学所提倡的“个人主义”陷阱呢?我们习惯于将原因归类,可是什么东西一旦放入“病态”的抽屉,就可以将个体完全孤立成了个体。让他自己面对“死亡”,脱离任何社会、家庭的责任。
  
  社会的不公正,或者是家庭的不义,让个体以死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和人格。这是个体精神的追求。因为赔上了性命,所以往往被认为是“病态”的,极端的、“非理智”的做法,被贴以“想不开”的标签。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为了降低自杀率,而消灭这种对“人格”和“尊严”的执念呢?回归到最简单的问题,如果如洛克所言,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人的尊严和人格就要为之妥协么?舍生取义,究竟是英勇还是犯傻,这个问题又回来了。
  
  作为一个学者,吴飞当然不可能偏袒任何一方。无论是苟活还是轻生,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于是他说,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司法保证人的人格和尊严,同时又给那些更加有追求的人以了结生命的自由。比如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可能会导致自杀率的升高,但是如果能够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可以很好地控制自杀率。但是,在我看来,吴飞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度的参照,而什么是“人格”和“尊严”,这在本书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个体对这其理解是存在差异的,永远会有更加有追求的人为了“义”而了却生命,也永远有大批大批的人,在屈辱下苦苦地求着生存。浮出水面的不能当做判断的标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界标?
  
  7、家庭外的边缘人与“权利游戏”的绝缘
  
  葛曼的故事,是整本书中最让人难忘的。
  葛曼与情人石磊的权力游戏,没有发生在家庭政治当中。这是一个准家庭的权力争夺。他们二人一个是家庭体系之外的“小姐”,一个是属于另一个家庭的有妇之夫。因此从一开始,两人的感情纠葛就不存在任何的“权力平衡”,而葛曼对石磊的付出,也不能为她积累到任何的“道德资本”。反倒是石磊在他自己的家庭里,欠下了不少的道德债。在以家庭为绝对单位的社会里,她永远是局外人,甚至连“委屈”“撒娇”的资本都没有。因此,葛曼“死得很坚决”,她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用死来作秀。即便搞出个“自杀未遂”,也不会为她挣得多少道德资本。
  边缘人的自杀,在这本书里不仅仅是葛曼,还有那些“疯子”、“傻子”和“魔障”的人。只不过前者处于道德边缘,后者处于“作人”的边缘。他们都失去了组成家庭的可能,因此不能称其为“全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参与家庭政治的资格。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吴飞如是说。于是,不能组成家庭的中国人,其命运与被驱逐出城邦的希腊人和中世纪的异教徒一样,流离失所。
  
  如果说,那些深陷权利之争的夫妻不幸走上了一条家庭的不归路,这些边缘人连上路的资格都没有了。吴飞没有为他们指明出路,(恐怕也没有什么出路吧!)只是以此来反向证明,“自杀是正常人对人格的正面追求”。悲剧不是什么人都能演的,有的人自杀叫舍身取义,有的人死了却和活着没有区别。
  
  最后摘抄一句这本书里最有味道的话:
  农村的生活忙碌而艰辛,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视线。
  
  这就是吴飞的调查报告。除了真实,剩下的就是作为一名学者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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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人物周刊》对吴飞的访谈:自杀与中国式美好生活
最近,我采访了研究自杀的青年学者吴飞。他并没有说出什么让公共知识分子血脉贲张的语录,但却提到了一个“过日子”的概念。面对社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城乡断裂,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我想“过日子”才是理解自杀现象的关键,而不是像很多媒体那样,把自杀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如富士康)。将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自杀问题   
  人物周刊:你说过当前中国自杀问题是现代性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怎样理解?
  吴飞:首先,自杀问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比较复杂的事。虽然西方的基督教对于自杀基本上是谴责的,认为自杀是一种罪,但它谴责的原因背后,还不是那么简单。自杀者背后总是有个让人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说,通过自杀,可以表达某种文化中比较看重的一些价值。在中国,自杀从古代以来被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像有所谓忠诚义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通过自杀表达气节,还有像明清的时候,很多女性自杀是为了维护贞洁。这个就是道德的一种表现。现在的中国,自杀者往往是认为受了一定的委屈和冤枉,是对某种不正义,或者他认为的不正义的现象的反抗。
  
  人物周刊: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打工者自杀,像富士康12连跳,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吴飞:关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内情,不好妄加评论.现在发生的很多自杀事件,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为精神问题。在自杀者看来,自杀并不是在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反而是在自己受到委屈,想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达到不了,而采取的一种激烈方式。
  
  人物周刊:《自杀与美好生活》谈到在西方自杀的主因是绝望,在中国呢?
  吴飞: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望”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对尘世的现实放弃幻想的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西方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现在的精神医学也是直接受到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中有两个因绝望而自杀的典型,就是莎士比亚《麦克白》里面的麦克白的夫人和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这两个人本来是坏人,做了很多坏事,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将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这就是典型的绝望。一直使坏人的不会自杀,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坏人,并且有强烈的良心谴责和忏悔的,才绝望而自杀.我觉得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绝望情绪,但是很多绝望不是对自己的道德没有信心了,而是出现逆境,是对具体的事情无法改变的绝望。
  
  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自杀,为什么我说它是善恶之争呢,因为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他是不会自杀的,他只有在良心发现的时候才会自杀。他有一种良心来否定自己才会自杀。所以说他比那种纯粹的坏人要好。甚至说,有的人可能只犯了小错,但是他良心比较敏感,他就连自己犯的小错,也无法原谅自己。这其实是说,他是比一般人善良的,比一般人敏感的,他会自杀,这也就为什么说这是善恶之心的。所以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的最后说,如果一个社会自杀率太高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自杀,那可能会更糟。因为它体现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比生命更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一般忽略自杀的个人原因而归咎于所处社会环境。你怎么看这种取向?
  吴飞:在农村里面,比如说儿媳妇在婆家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儿媳妇不对,她有很多错的地方,然后因为冲突而自杀了。但不管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只要她是在婆家自杀的,哪怕是她再错,那么娘家一定会来找婆家算账的,往往是这样,和婆家闹一下,才能表明为女儿伸冤了。所以说当任何一个自杀事件,脱离了它本身的环境,被用来说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要背歪曲的,被赋予一些它本身没有的意义。我在书里谈到过毛泽东写赵五贞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赵五贞因为很一般的婚姻纠纷自杀了,但因为出现在五四时期,最终舆论就变成了反抗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被赋予了很多很大的意义。所以,不好说现在的一些自杀事件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杀问题应该由谁解决?心理医生?
  吴飞:这个很难说,我是觉得精神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说这是全社会的问题,是说自杀只是它问题的表现,自杀率高低本身不是很重要,因为自杀有很多的偶然因素,自杀往往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过几年自杀率就降下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有可能变成离婚率高了,或者自杀的少了,杀小孩的多了。它不算在自杀率里面,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一致的。
  
  人物周刊:你研究的200多个个案中,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琐事自杀。从这角度来讲,该如何理解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吴飞:从各个方面来判断,虽然人们现在还是在呼吁男女平等,但是相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上的革命,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还是在家庭方面。建国之后,颁布的法律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婚姻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但是,一个现代社会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打破传统秩序,同时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中国现代化如果想要发展的话,需要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让人们安心的体系。它一定还是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体系。例如,中国的自杀问题一定不是靠精神医生来解决,而是靠中国道德伦理的重建而解决,靠一套现代的礼制。
  
  重新建立人们对秩序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说去美国之后,很多想象破碎了。
  吴飞:我们对西方常常有很多想象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都想当然认为,美国的市民都是特别守交通规则的,而中国人却不等红灯,随便穿马路。等你到了美国之后,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很多美国人也不守交通规则,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再比如说,很多人觉得美国的男女平等要比中国做得好,但在美国,女性不工作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且他们认为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该怎样去理解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美国有很多地方非常传统、甚至守旧,但恰恰是我们平时忽视的这些东西,使美国的现代性没有导致中国这样恶劣的后果。比如,宗教仍然起一个很大的作用,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眼中仍然很重要。可以说,美国先进的东西,和淳朴的民风、传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它才发展的比较健康。
  
  人物周刊:中国的传统其实被割裂了?这个趋势是否在加大?
  吴飞:我觉得是在加大。比如说,现在一切都投入市场,一切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但它的教会肯定不会用市场来衡量;但中国现在的寺庙都成为赚钱的工具。有人说美国成功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大选,一个是大学。美国的大学能够比较成功地不受市场的冲击,保证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教授很多传统的东西。无论文理科,都要读基本的人文经典著作,这样能保证一般公民都有一定的素质。中国的大学反而越来越像一个企业的培训学校。像法律、工商管理这些专业,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不可能有本科生的,必须经过最基本的文理训练,如果不想在研究院做研究,想培养职业技能的话,才在研究生阶段进入学院。相比而言,我们就显得非常急功近利。
  
  人物周刊: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急功近利?
  吴飞:从社会风气来说,美国也差不多。例如在大学之外,在大城市、大公司里面,人们的心态也是急功近利的。但是这个社会是比较复杂的,你有唯利是图的一部分,也必须要有一个和它制衡的部分,不能社会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取向。在一个商业社会,大部分人急功近利没问题,但必须要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群体存在,这样社会才能发展下去。
  
  人物周刊:请谈谈你做学问的方向?
  吴飞:首先还是要把西方学的更透彻一点,要去理解西方的法制、自由、民主背后的文明根源是什么,然后才能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自由民主。同时,要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处境,以及这个处境和古代的关系。所以,我的研究现在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的理解,一个是对中国现代和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
  
  人物周刊:目前中国基督教发展很快。是不是说中国人也适合基督教?
  吴飞:中国现在之所以基督教发展这么快,是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基督教在台湾发展的非常缓慢,但是在大陆的农村却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个公认的原因,就是台湾的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势力非常强大,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中都被当成封建迷信打掉了。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力有很大关系,传统文化起不到安慰人心、让人有精神追求的作用,基督教才可能趁虚而入。
  
  人物周刊:基督教哲学一直是你研究的方向之一,最近你又开始研究中国的《仪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飞:通过自杀的研究,我感到中国传统的礼制非常重要。比如说到魏晋,现代人的理解就是魏晋玄学,觉得人们都很反对传统的礼教,但其实你要看魏晋史书的话,就会发现那时很多人的传记中都有一条“精通三礼”。所以说,魏晋除了玄学之外,礼学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现在的研究当中,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而且也没法研究,被当成繁文缛节抛弃掉了。这使得我们把魏晋当成了一个很放达,很怪诞的时代。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仅有孔子和老子给我们的人生智慧,还有一套很完善的制度体系,《仪礼》、《礼记》和《周礼》上都写着。刚才说到魏晋,其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汉代是没有成文的法典的,以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给人判罪;而魏晋之后是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形成了成熟的法律体系,有《魏律》和《晋律》,顶峰则是在《唐律》;而之所以能在魏晋形成法律体系,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礼制的体系,制定《晋律》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制定《晋礼》的那些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都是按照西方来的,很多都不是从中国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对中国的研究,包括中国人怎样理解美好生活,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是需要在传统中寻找的,这种传统不仅仅是比较玄的哲学,而还要有具体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和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你看来,经过了西学百年的涤荡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了?
  吴飞:传统中国文化讲,你对父亲是怎样的态度,那么大臣对皇帝就是怎样的态度。古代说家庭重要,是指的从家到国这个环节中的家,逻辑上的家很重要,从家能推出一个很好的国。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其实就是说这个秩序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一套秩序是很难的东西。所以为什么8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自私呢,鲁迅柏杨都批评自私,多多少少都与这个有关。中国传统礼制的秩序,去掉了君臣一维的话,那就只有家庭秩序,而没有国家秩序了,那就很自私。因为只有家庭秩序的话,家庭之外都是陌生人,就可以为了家庭的利益,牺牲一切,可以不用管国家。没有了一个很自然的对国家的关心了。在现代社会,要重新建立人们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不只是法律上的关心,而且是文化上的关心,恐怕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现在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和这种伦理的混乱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我们对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作更深入的挖掘,恐怕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
  
  人物周刊:最后,请你向读者推荐两本书。
  吴飞: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99年出的。谈的问题很深,也很好读,不做学问的人,就是大学之外的人,也可以读。新书这边,阎步克的《服周之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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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令狐大侠 said:

    大部分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的底层人民的生活还不如中国的普通农民,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幸福感很强,我觉得很多给我们干活的劳工生活的比我还要快乐

    • 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海外包工头】,久仰久仰。。。
      您说人家幸福感更强,是否是因为人家有信仰呢?我是想起来04年还是05年,好像出来过一个全球幸福感大排名,排首位的是“不丹”,天朝好像排到150名以外了,和GDP的排名反差甚大呢。。。。。。。另一方面,您说人家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呐?我忽然想起鲁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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