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思想 毛泽东的国家经济(转)

管理的思想 毛泽东的国家经济
美丽的卡布理岛 发表于 2005-8-2 22:19:00 
毛泽东认为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都只能是激发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舍此之外就没有让人民群众认同的路径。而这一路径的落实,只能是通过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来让民众看到劳动成果没有被少数人装腰包,从而看到劳动的成果能够用于增进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换言之,新中国的迅速发展成就,是来自于民众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诱导而接受“少吃饭多干活”的高积累政策。而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唯一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坚决主张的:通过周期性发动群众参与微观管理和干预国家政治的群众运动来保证
 
大事不好:改革已经改到了“白领”头上了
作者:老田
早期的改革依据,根据改革派精英们的说法,是要解决劳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劳动者包括管理者的劳动投入意愿,以此去推动经济发展。那个时候,精英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说机关和工厂的里工作状况极为糟糕,精英们特别注重宣传效果,编了个顺口溜“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叶混半天。”劳动积极性差到这个程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顺口溜不假,那些当官的确实不行。
 
改革一下来,老百姓就傻了眼,本来这个顺口溜说的都是当官的不行,他们整天不干活在那里混日子,要改革也只能是从破坏当官的饭碗稳定性,把他们的收入和饭碗作为管理手段进行改革,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所有的精英们都论证说,为了改善当官的积极性,只能是从降低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着眼,要从砸破“三铁”开始,把工人的铁工资、铁饭碗和铁福利去掉。这个改革在朱××手上最后完成,工人的感受也很清楚“住房改革是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两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至于“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那就更不用讲了,有些工人甚至很激愤地说:朱××的政策是右派上台后对工人阶级搞阶级报复。工人的头脑很简单,看起来觉悟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小右派们可不是这样。
 
对于这一轮改革的后果,精英们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说历史进步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支付成本。一个省报的副总编曾经对我说过,他基本上能够看到几乎全部的党内文件,改革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个文件是有利于工人农民利益的。对于这些,精英们不太在乎,毕竟工人农民得到的利益和福利太多,就意味着减少了自身发家致富的空间,代价嘛最好是工人农民承担。基本上,这是精英们特别是知识精英全盘支持改革的基础。
 
但是***的改革,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深入。这个改革不仅变得对工人农民不利,逐渐地对精英们特别是候补精英们的损害非常大,一个住房产业化政策,今天已经在大中城市里排除了“高级白领”购买住房的可能。一边是改革深化,产生了几千几百个亿万富翁,一边是白领购买住房逐渐地成为白日梦。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房地产价格,逐渐地超出白领的购买能力水平,这一部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了。甚至可以说,高价住房实质上就是损害并排斥白领的,因为普通的工人农民反正认命了,也不做指望了,只有那些白领还在购房的道路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奋力爬行,许多人不得不哀叹:自己一辈子要为银行和地产富豪打工了。可以这么说,住房产业化和高价政策,受损害最大的就是白领阶层。工人农民已经负完了他们“应该承担”的改革代价和成本了,改革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在轮到白领和小资来支付改革成本了。
 
这个时候,白领们开始逐渐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面目了。市场经济宣布在“购买力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学说宣称“一切都是竞争决定的”,失败者是因为自己素质还不行。为了自己的面子大多数白领,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素质低”,也宣称自己是支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但是,自己的衣食住行条件无法很好解决,已经是日夜纠缠自己脑筋的一个铁的事实,为此白领们发起了一个“揪坏人”运动,睁大眼睛满世界找坏人,看究竟是谁妨碍了自己致富?因为市场的逻辑被定位为公平竞争,承认在市场上失败等价于承认自己无能,躲在市场背后的那些“地产大鳄”,白领显然就不能把他们当成为坏人,坏人只能是在“非市场领域”去寻找,最后大家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作为地产大鳄的政治后台的贪官或者政府。
 
白领和小资们到处找敌人,敌人阵营也由此延伸开去,一直层层向上揪根子,最后共产党、毛泽东、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法国革命,都成为白领们的敌人。于是,网络上到处都是“三反份子”――极端仇视和痛恨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群体,关天茶舍和凯迪网络上面的小右派言论,真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我个人认为小右派的不满很正当,特别是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更是不公正制度安排的纯粹受害者,他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往往遭遇到“几年工作经验”“良好社会关系”等在学校里无法实现的条件,这意味着大学生们在资本的权力面前的极端弱势地位――资本要求他们自己承担自己难以承担的高成本,“工作经验”条件是要求大学生自己承担全部学习和实践成本,在进入工作单位之前就具备全部工作所需要的素质,而“良好社会关系”等价于要大学生在就业之先就具备“低成本地与顾客或政府进行交易”的关系网条件;这样的非分要求和高成本支付,实际上超出了多数教育体系和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限度,这样高的条件只可能限于权贵家庭的代代遗传。
 
小右派憎恨政治权力这个对象,我也认为有正当性,毕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的定位主要是借助政治权力来实现的。对于青年人产生如此根本性排斥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指望资本或者经济权力来作调整,只能是政治权力的职能范围。这就印证了一个古老的规范:政治权力必须面对社会矛盾,如果不能成功地调处社会矛盾,政权就肯定要损失合法性。问题仅仅在于:小右派们在自己遭排斥的时候还拥护新自由主义,学着强势群体的腔调要求政府退出市场。小右派们对政府的极端不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体现,是社会分配条件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绪反应;但是小右派们偏爱把自己装扮成为某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代言人,一如既往地否定任何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歌颂放任强势群体的竞争制度,这就与工人们的政治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个人一贯认为小右派都是些“学雷锋标兵”,他们反对任何可以解决自身问题的社会制度,并强烈地支持只有极少数精英收益的竞争性社会制度。他们不愿意承认只要是竞争社会,任何形式的制度安排都只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而在外围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制度下,被排斥的对象尤其广泛,在中国的今天白领和小资也已经成为被竞争性制度排斥的对象群体了,即便是到自己成为被排斥对象的时候,小右派们仍然拒绝觉悟。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人均资源太少,如果适用一种竞争性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的现实中间就不可能不是“法西斯的”,因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其资源分配关系极度紧张,这意味着少数人实现富裕发达的前提是排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拒绝某种社会主义道路和以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制度安排,选择竞争性的社会制度,那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来给社会关系定位的一切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运用和实施上都必然要表现出对多数人的排斥性质。这和沃勒斯坦的判断非常一致:“好的”和规范的资本主义只可能出现在中心地区,优渥的资源条件足以供奉一个很大的精英群体,而外围资本主义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式“超经济强制”和排斥精英的候补队伍。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在外围地区的资源分配紧张前提下,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规则起作用,就无法有效排斥多数人的利益并为少数人聚敛起足够的财富份额,因此竞争性社会的权力运用方式,与市场规则乃至一切规则无关,而仅仅与掌握权力的精英集团所要聚敛的财富份额顺利实现有关。如果没有超经济强制就无法为少数人聚敛足够的财富,那么超经济强制就必然要被选择。
 
小右派们成为“三反份子”,坚决否定合作的社会制度安排,希望在规范的竞争体系里自己递补为精英,但是在中国的现实里精英的队伍很小,替补机会不多,少量的替补机会又被各种权贵垄断,结果小右派们感到非常憋气,更加找到“揪坏人”的证据。估计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小右派们还会坚持在自己也成为“被剥夺者”的同时,继续在理论上信奉和推崇“少数人发财致富就是好”的竞争意识形态。如果小右派们和工人一样头脑简单,动不动就上升到阶级层面看问题,估计中国那帮子精英的快活日子就没有几天了,好在小右派们拒绝觉悟,下定决心继续做“三反份子”,这可真是精英们的大幸。说不定有的精英还指望借助小右派的力量来搞一场颜色革命,把政权完全夺到自己手里,把中国建设成为俄罗斯那样的富人天堂。
 
精英们有理由讨厌工人农民,他们更有理由喜欢小右派。大右派张维迎很清楚知道“饭不够大家吃饱,必须要往里吐痰,让其他人不吃。”这很好地佐证了毛泽东和沃勒斯坦的判断,但是张维迎成功地教育许多小右派去迷信市场经济和竞争,虽然张维迎们自己随时准备吐痰,而小右派受到张维迎们的教育后,就转而集中精力去咒骂“吐痰”不是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的思想基本上不受张维迎们左右,因此他们毫无办法。
左右派的三个根本分歧
作者:老田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说过:在与那些自许自由派的人士谈话中间,如果话题涉及到毛泽东和美国的话,自由派往往不能保持冷静,争论非到脸红脖子粗乃至最后拂袖而去而后已。
曹教授所说的,其实是左右派两大根本分歧所在:反毛媚美的是右派,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左派;在毛泽东和美国这样的分歧背后,隐含的是第三个根本分歧要点: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上到底是要向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要求向少数人倾斜的是精英主义者(右派),要求向多数人倾斜的是平民主义者(左派)。而第三个根本分歧点更具有根本性价值,所以需要提出来单列,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分歧对应的现实社会制度主张的对立,通俗化的表述就是是否赞成“傍大款”――主张政治权力、话语权和经济剩余分配上都要向精英阶层倾斜,赞成“傍大款”的是右派,反过来的是左派。
在“傍大款”问题上的分歧,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分歧、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认可。右派(精英主义者)通常的说法只有资本家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为此要工人农民承担代价以提高效率,效率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让资本积累尽快进行;为了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需要改变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否定实质民主引进金钱支撑的形式民主,话语权特别是主流经济学要为瓦解“仇富心态”服务。“傍大款”内涵包括政治权力应该用何种分配方式以及分配给什么人,话语权为什么人服务,社会剩余分配向谁倾斜,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系统主张,这是核心问题。而“反毛媚美”是左右派双方,结合了今天国际国内的实际,共同选择的、作为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两大要点。
总而言之,左右派分歧要点一共有三个:反毛媚美傍大款的是右派,与右派观点相反的是左派。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网络上的对垒双方,基本上可以达到不枉不纵,强国论坛的情况就是一向如此。
其实右派也不见得特别热爱美国,也很难说右派嘴里的美国跟真实的美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已经不幸成为精英阶层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点。如果美国不是仅仅依靠制度优越而得到富裕发达的,如果美国的富裕发达剥削了第三世界,如果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不是尽善尽美,右派们就感到在中国复制精英主义制度的主张,受到了打击和非难,因此右派们总是象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维护美国的信誉,背后实际上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傍大款”话语权。右派嘴里的美国,只是一个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并且寄托了右派精英主义制度理想的载体,与现实中间的美国颇有距离。
个别人维护美国,对美国格外友好,乃是出于最势利的直接利益盘算,例如北大高人余杰和***等人,他们明显是为了得点美国人的好处,发言总是特别注意要达到“对美国的态度是世界第一友好”的最高水平,基本上不注意事实和他们发言的社会影响,与一般右派注重“美国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有所不同,需要提出来加以区别。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几个人的精明还是有些着落,美国人还是为他们的说法所打动,或者是希望有更多的余杰***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需要给予鼓励,所以特定把他们请去美国访问,还给了几个铜角子。
其实精英们跟毛泽东也不见得有什么过不去,但是全盘否定毛泽东也刚刚好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比所有人都走得远,走得纯粹,否定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要走的那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为“历史已经终结”做论证工作,换言之,精英们的非毛化事业,是进行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精英们把“非毛化”工作进行了20年,今天回头一看,他们才感到大事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毛泽东反而又回来了。
毛泽东向来总是说中国的精英们很愚蠢,在精英们的“非毛化”工作上,又印证了一回。我看清华大学的秦桧教授所写的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跟毛泽东争论,说毛泽东这个不对那个也错了。海内外的精英们合伙搞“非毛化事业”二十多年了,已经取得的一点可怜成就,眼看也保不住了。
葛兰西把意识形态斗争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两种形式,海内外的精英们,20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局限在“运动战”水平上,例如说毛泽东只会搞权力斗争、乱搞女人什么的,这是些人身攻击;如果精英们说到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思想,要么说那些都是假的,要么说都是坏的,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就;或者把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其他共产党人对立起来,说毛泽东只会空想,只有毛泽东的手下人才是能人干将,新中国如果有一点成就的话,都是纠正了毛泽东的干扰和错误取得的。精英们最近20年来,把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个人,采用各种专案组手法对他进行妖魔化,这些说法和做法,都严格符合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模式和范围。
 
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差不多三十年了,精英们还是把他作为意识形态战略要点,二十多年来,精英们在“非毛化事业”上的运动战模式,火力集中,成就很少,用下围棋的语,就叫做“子力重复”。精英们把“非毛化事业”作为攻坚要点,长期停留在意识形态城堡“外围的壕堑”边上摇旗呐喊,炮火连天,火力根本就没有深入到城堡内的工事和碉堡群中间来,无法取代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平民阶层的脑海,更无法瓦解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基础。精英们费了一肚子劲,最终陷入自说自话,结果是愿意相信精英们说教的还是精英,始终无法建立对平民阶层的话语领导权。精英们搞了几十年“非毛化战争”,经费几乎都是白花了,老田看到精英们这么无能,很是着急,特此提醒精英们把战斗深入下去,需要及时进行阵地的转移,炮火要向城堡里延伸。
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中国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后重新回溯“邓小平过程”
作者: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精英的英明领袖邓小平先生逝世7周年)
 
在网络上和学者群体中间,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争论持续不断,争论的双方最后往往难免意气用事。倒是毛泽东毕生信任的人民群众最具有民主意识,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论和相互诋毁的俗套,他们总结说“毛泽东代表穷人,邓小平代表富人,×××代表坏人”。看来不是那些民主贩卖者最具有民主素质,反而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在自己的谚语中间,最能够正视事实和对垒阶层的利益和意愿,并且愿意容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评价存在,完全没有表现出自由主义者在网络论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压迫对方承认自己特定感受不可的“民主法西斯”劲头,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民主素养。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叫做“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人把这个时代定义为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革时期,同时还说缺乏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配套,换言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纯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因此邓小平的总设计师地位显然就被赋予一个经济政策的设计师位置。然而事实刚刚好相反,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恰恰不是一个有“预先设计”的单纯经济制度变革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不过是与政治变革相配套的政策手段。
无论是改革过程的依靠力量,舆论动员过程,还是改革的服务目标和方向,在与毛泽东时代对比之后,都明显是一个主动自觉的政治变革过程,最近25年的经济政策的变换,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标。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的话,毛泽东时代是要求一切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为了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而后毛泽东时代恰恰相反,是一切为了少数人利益的快速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抛弃对多数人基本利益给予保障的制度安排,寻求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和社会制度构架。这个变换过程所服务目标和要求的实现制度当然与毛泽东时代是不同的,按照今天已经公开的小秘密,就是邓小平先生当时在内部讲的两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走一段资本主义。”因为彼此之间有了这样的底气,邓小平运用的四大非毛化干将之一的李锐,于1980年代早期在武汉一所大学的校庆中间,就公开宣讲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
有人形容现实的政治过程是“关于瓜分全部国民收入的一场拔河比赛”,这一场拔河比赛的竞争双方,根据几千年社会分化的经验事实,通常就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很显然平民阶层人数占据绝大多数,如果双方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接近的情况下,精英阶层是必然要失败的,国民收入分配将最终有利于多数人。为了保证精英阶层能够最后胜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间取得满意的份额,就必须让平民阶层丧失竞争意志,放弃组织起来参加比赛并出力拔河,或者让平民阶层无法凝聚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协调一致地参加比赛。因此精英阶层需要告诉平民阶层,参加拔河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带来混乱和损失,最理想的状况是不要关心和政治和竞争问题,单纯注重日常利益的增进。我们注意到改革舆论是从清算文革的混乱和黑暗开始的,并且始终是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的原则,实际上并非意味着从此政治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是非常高明的政治设计。
要在政治上让精英阶层充分团结起来,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高度整合,同时尽可能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能力,这是确保精英阶层在政治拔河比赛中间最后胜出,从而得以分得国民收入大部分的可靠保证。中国三种精英群体的整体化过程,显然就是一个阶级意志的凝聚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化程度提高和竞争力量急剧上升的过程;而让平民阶层在组织上完全分散化,并通过舆论引导让他们不注意政治上的“拔河比赛”从而丧失竞争意志,就是一个削弱平民阶层意志和力量的过程,中国的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政策就是最后根据这个阶层力量对比变化来决定的。换言之,是政治上决定了力量对比,然后在经济上去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厘定,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革。邓小平让精英阶层关注政治,政治上需要整合才能取得胜利;让平民阶层去关注经济利益,而在利益上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无法实现整合,本身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意识形态战略。
实现中国精英阶层的整合过程,同时转移平民阶层的关注方向并瓦解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这个过程最后决定了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巨大竞争优势,这样一个政治转换过程的完成是邓小平主导实现的。因此促使精英阶层完成整合实现力量最大化过程,同时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促使其竞争力量最小化的过程,可以命名为“邓小平过程”。
为了取得平民阶层的信任,瓦解其竞争意志,通常的舆论战略很难奏效,毕竟是“事实胜于雄辩”,为此需要进行事实的教育,需要进行“喂奶”行动,实施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奶头乐”战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首先是动用国家财政给农民的粮食涨价,1979年粮食急速提价22%,接着是大面积给工人发奖金和加工资,胡耀邦曾经给四川的赵***私下打电话,告诉他发放奖金是“政治任务”。虽然财政有限,不可能长期让下层受惠,但是有一个短期效果也就够了。而且也不需要长期给予老百姓以实惠,目的只是需要老百姓在事实面前信服“参加政治上的拔河比赛是一个错误”的光辉论断。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据以认为改革是一场纯粹的关注经济问题的改革,除了说明他们认为自己占据的政治利益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因而感到不满意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真实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他们并不清楚要如何搞政治,为了利益最大化政治确立优势应该从何处着手。相反,邓小平就没有任何幻想和错失,显得十分高明和干练,虽然他进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换,但是言说方面却始终不谈政治,今天有人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线索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精英阶层主导的改革舆论,虽然也按照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同步展开,并长期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改革过程完成的确实是政权基础和服务对象的转换,这个舆论与事实的脱节,不是如何清琏诸蠢材所言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正相反,体现的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谋略――只有在竞争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完成竞争过程,才能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
邓小平还尤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始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胡耀邦这样的蠢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龚育之的回忆文章,邓小平非常清楚如果否定毛泽东将会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困难,从根本上动摇政权的基础,官僚精英群体将失去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依据,所以不仅不能放弃毛泽东旗帜而且最好还要垄断毛泽东旗帜(例如宣称要“坚持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别人的就肯定都不全面)。一个聪明的继承人总是不会放弃对“债权”的继承,而需要抵赖的只是“债务”,毛泽东旗帜是中华民族解放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政治经济地位上升的保证,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旗帜在老百姓心目中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继续坚持抓住毛泽东旗帜,精英阶层就能够继续廉价获取老百姓的信任,减少许多说服与压服工作,而毛泽东时代对老百姓的“解放承诺”与“合作进步路线”对精英阶层而言当然就是一笔债务。邓小平先生非常清楚债权和债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而胡耀邦却不清楚,连债权都不想要了实在是笨得可以。197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吴亮平的人,是胡耀邦先生家里的常客,在1978年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吴亮平根据与胡耀邦先生的“一致意见”在会上大讲毛泽东就是秦始皇,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多数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许多人在文革中间特权曾经受到过限制,优势地位也一度摇摇欲坠,因此从个人感受出发许多人对毛泽东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在这样一个出席会议的阵容里面,要为全面否定毛泽东造舆论当然是容易的,最后被邓小平出面讲话制止。今天一些见识超卓的“高人”如王力雄辈,确实看到了作为平民阶层竞争意志体现的“毛泽东主义”的可怕,也因此而抱怨邓小平没有抓住1980年代的有利时机,在中国全面摧毁毛泽东思想,结果给中国今天全面精英主义化带来困难,看来这个人的见识也不比胡耀邦更高,完全不清楚债权和债务的根本区别。
完全可以认为: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和适当的政治智慧,能够在中国短期内促使精英阶层整合过程的完成。如何没有“邓小平过程”的完成,就没有中国精英阶层相对平民阶层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这个优势作为依托,那么***在九十年代进行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的四大改革,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完成的,从而使得今天的精英阶层感到如此心满意足,而老百姓却如此怨声载道。毕竟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一方的满意只能是以另一方的不满意为条件,在另一方不满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完成改革而无需顾忌什么,显然就是建立了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一些老百姓也终于明白了邓小平先生在政治经济调整过程中间,所实施的高明策略――“以时间换空间”,只要在一定时期之内老百姓放弃竞争和抵抗意志,那么就会获得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和宝贵的时间去完成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此后老百姓在巨大的力量对比差距面前大概就只剩下抱怨的份了。
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NND, 这篇有点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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